否则，任何部门都不得设定和实施黑名单制度。
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现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申请权滥用方面缺乏规定。从申请行为来看，特殊表现是申请次数众多和申请内容多有重复。
个别申请人成为了职业申请人，甚至出现了申请代理中介，向各级行政机关提出了大量的纠缠申请。总的来说，我国应树立以规制权利滥用反哺权利保障之意识，[19]即通过规制申请权滥用行为保障申请权的合理行使。这些实际情况在我们思考对申请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时不可忽略。[27]肖卫兵：《主动公开与被动公开关系辨析》，《电子政务》2013年第2期，第96页。[27]这类疑似纠缠申请很有可能是一种对行政机关提升透明度的合理的倒逼行为。
判断是否构成申请权滥用行为，则应围绕申请本身，结合申请所造成的重大后果进行判断。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法院的相关裁判，其考量因素似乎也并不周全和严谨。然而，宏观地进行体系建构只是我们实现体系融贯的第一步，因为这项工作还只是一种理论理性的推演，对于这样一个概念高度抽象，背后价值多元的尊严观念，在实践中仍然会发生两个基本的困难：第一，在具体的情境中，如何判断尊严的保护范围与含义？例如，人工胚胎是否享有尊严？第二，在具体的情境中，尊严是否具有价值上的绝对优先性，也就是如何实现价值判断的客观化与理性化。
2.价值宽容、价值之网与价值的一体性原理 这个问题也就关涉到了当代道德哲学与法哲学论辩的核心话题：价值相对主义。[84] 3.基础多元主义与人类生活的偶然性 由此，我们可以用基础多元主义来理解尊严与基本权利的关系（这个说法最早由美国学者瓦尔德伦提出）：尊严就是一种人之为人的身份和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基本权利都体现了人的特定身份与资格，因而在逻辑上都可以说建立在尊严之上。虽然在欧洲人权公约中并没有明确尊严条款，但在早期的判例中法院已经开始使用尊严的概念，它在1990年代被正式通过判例明确为人权保障的基础：人权公约的重要本质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34]在近几年的案件中，人权法院已经将尊严与其他基本权利（例如第3条）相联系，[35]尊严成为证明、解释、发展基本权利的基础。（二）尊严价值的基础多元主义 正因为确定尊严的保障范围是一个解释与评价的过程，因此最后不得不回到价值判断这个层面上来，我们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尊严是基本权利的基础吗？第二，尊严与其他价值之间能否找到一个客观的价值顺序？ 1.作为价值基础的尊严与尊严的价值基础 我干了一件事不等于我有资格干一件事，因此权利不是描述的对象，而是证明的对象，必然具有道德深度，建立在普遍的理性基础之上。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开篇即明确宣示：承认人类每一位成员内在的尊严和平等、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凡是有价之物皆有相等的可替代之物，而另一边则是超越于一切可交换的价格之上，不可交换的尊严。
例如罗尔斯指出，善是指一切能够增加个体的人自身幸福、快乐、功效的各种目标，是个体实现自我的‘基本社会公共条件。可以说，尊严的概念和价值都需要在具体情境中明确，才能消弭不确定，巴拉克提出这是一个绝对权利的相对化过程，而这在很多国家都依赖于宪法解释。[72] 然而，究竟什么是目的，什么时候算是把人当作了工具，这在哲学上需要进一步思考。也即任何人，尤其是国家，都不能将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不能侵犯每一个人扩展人格、追求生活的自由。
其外部解释空间就在于，它与其他条款可以互相构成，形成更大的价值体系。尊严无法得到完全一样的理解，正在于人类生活本身的偶然与随机。人的尊严应该限定于人之为人的核心领域，在此等有限的核心领域内，尊严不可受任何限制。[22]可见，民本思想认为，当公权力为一己之私而侵犯人之尊严，则被侵犯的人可以直接行使正当的抵抗权。
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被告人有陈述、自我表达的权利，实践中也将之建立在自我表现的尊严之上。与price最紧密相连的是一般人性的倾向和需要，即市场价格，在那里，物皆有价，物皆成为满足无穷目的的手段。
[71]可见，对于尊严保障范围的认定必须在个案中考虑国家干预的方式、过程，结合具体的生活领域，由解释者进行评价始得确定。罗森即指出，把人当作工具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人利用了另一个人。
…一个人一生中拥有生活方式可选择的尊严和自由是第14修正案保护的中心。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机关的义务。另一方面，价值的多元来自于人对于道德生活理解的多元，罗蒂即认为某一个价值来自于人类生活的偶然选择，这种生活演化的不确定和理解的多元能够促成我们对更加美好的生活的想象，丰富了我们对生活本质的认识，创造了人类团结的新契机。但这种价值必然需要得到他人的尊重才能实现。正因为个体君子人格的养成必须建立在国家尊重、承认公民独立人格的基础上，因此本款中禁止的对象首先是针对国家公权力机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尊严既是一种价值，也是实现其他价值的前提和保障。
[87] 五、中国宪法上的尊严条款之体系化 按照本文所建构的尊严体系基本内容，我们可以对中国宪法上的尊严条款从结构（形式）和内容（实质）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尊严在中国宪法上的规范结构 中国现行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综上，在本文主张的价值相互构成原理之下，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规范地位可以理解为内部统摄与外部相互构成说。
其很早就萌发了可以将我国的人格尊严条款与德国《基本法》人的尊严条款相比拟的问题意识，[88]认为可以通过宪法解释将人格尊严条款理解为整个基本权利体系的基础。[57] 3）人身自由与安全 尊严还体现在宪法保障人享有人身的自由和处在安全的状态。
在有的国家尊严又是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权利，但批评者认为其保障范围很难确定。[50] （4）要求承认 自治的价值还意味着人有要求它所在的社群承认，赋予相应资格的权利。
他举例：下雨天我躲到一个撑伞的人的雨伞下利用他为我避雨，这是对撑伞人尊严的冒犯吗？[73]因此当作工具必须从方式和过程，而不是从一个简单的结果来看。进而认为，只要公职人员执法行为、方式违反了法益相称性原则，就有可能被认定为侮辱性待遇。然而中国儒家则赋予了人格尊严与一种天地普遍精神相连的正气，将超越于个体人格的天地精神与人自身的气节相通，最典型的即为文天祥《正气歌》所吟诵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德国宪法教义学上，进入到对该基本权利最本质属性领域的侵犯就是对尊严的冒犯。
巴拉克认为这种概括基本权利模式具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论证各项基本权利的正当性。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二）尊严在中国宪法上的意义空间 最后，我们回答中国宪法人格尊严的意义究竟如何理解。受教育的程度，参与公共生活的可能等等，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人将不可能对生活进行反思和选择，也就不可能维持一种尊严的地位。
[9] 在中国儒家学说中，同样强调人有追求仁义生活的道德潜能。例如在LindonvFrance案中，原告出版小说影射某个政党党魁有谋杀的犯罪行为，导致原告被巴黎法院判诽谤罪入狱。
其中联邦德国《基本法》对人的尊严做出了最为经典的规定，其在第1条即规定人的尊严，使得尊严成为权利的权利和基本法价值的基础，改变了很多国家仅仅将尊严作为一个具体权利来规定的模式。价值之所以会发生冲突，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彼此在概念上是分离的、对立的，因此对一个价值做出某种陈述就同时意味着对另一个价值的区别和限制，这仍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考，即认为每一个价值都有其坚固、泾渭分明的内涵与地盘，从而冲突就不可避免。这里正气与气节最终意味着我们不是将尊严理解为不可放弃的个体权利，而是一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义担当，是一种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对个体利益的内在超越。人被允许拥有他所选择的东西，成为他所愿意的样子。
这些决定权免于国家的影响。英国元伦理学大师摩尔很早就批评了将某一个事物还原于某一个本质的做法，他指出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谬误。
以上四种理论模式构成了尊严理论的形式-功能体系，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尊严在宪法规范上的存在样态以及具体被保护的方式。具有典范意义的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之目标就是使人的尊严成为国家和法律秩序的立基之石。
因此各国乃至国际人权公约普遍将对肉体的伤害和破坏人格的完整性视为对尊严最致命与核心的打击。[80] 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旗手罗蒂则把这种寻找事物唯一基础的本质主义理解为心之镜像的哲学，他认为价值领域的认识不同于客观事物在镜中反映的必然是本来面目，这种自然之镜不过是人主观心灵的幻觉。